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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法国巴黎，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内留影图/视觉中国

2025年4月26日至8月10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在上海举行。在展览的六个板块中，贝聿铭之子贝礼中最喜欢的是第三板块“艺术与公共建筑”，因为它展示了贝聿铭如何将艺术、建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人们愿意花时间在此驻留”的空间。

“他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他愿意为之而战。特别是那次‘金字塔之战’……他曾回忆，他那时经常沿着卢浮宫行走，会遇到有人向他吐口水、辱骂他，经历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他来说极其痛苦。”但他得以坚持到底，最终得到总统和民众的支持。

1946年，贝聿铭给同学写了封信，题为“不可能（实现）的梦”（THE IMPOSSIBLE DREAM），“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寻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达……难就难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们熟知的中国建筑装饰元素与符号体系，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从台中东海大学到北京香山饭店，从香港中银大厦至苏州博物馆……他早已实现并超越了学生时代那个“不可能的梦”。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70年建筑生涯，贝聿铭生前从未给自己办过任何展览。

2024年下半年，一场纪念贝聿铭的大展“人生如建筑”首次亮相香港M+博物馆，深受追捧。2025年4月26日至8月10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行，更是激起自业界至大众的热烈反响。展览以六大主题近距离探索贝聿铭的生活和工作，呈现了逾400件展品（包括首次公开的绘图手稿、建筑模型和影像文献等）。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次以如此完整和立体的方式，回顾世纪建筑大师贝聿铭（I.M. Pei，1917–2019）的人生和作品。

2025年6月中旬，贝聿铭的三子贝礼中来到上海站展览现场。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谈到自己的观展感受：“它看起来比香港原先那个展更连贯、更易理解。香港的展览我觉得有点大，有许多板块重叠比较明显。这次在上海，也许是因为布局和展陈的设计，我看不出有那么多重叠。整个展览以六个板块呈现我父亲的人生和作品。重要的是看到艺术、城市设计和工程结构等等如何与所有这些作品结合在一起。”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贝聿铭的建筑具有一致性、连贯性、恒久性的特质，不仅抵抗着自然的侵蚀，还抵御着时间的流逝。”美籍华裔建筑师柯卫与贝聿铭相识于2000年，此次担任上海站展览设计。在他看来，整个展览本身就是一座6000立方米的“建筑”，他的任务，是构建出一座贝聿铭的“心灵宫殿”（Mind Palace）。

“贝聿铭的建筑就像巴赫的音乐，以简约的几何元素为核心，通过重复、叠加、对称等复杂的排列组合，形成丰富的空间效果。”借鉴贝聿铭的设计手法，柯卫以27度对角线打破规整的矩形空间，重组贝氏经典元素，谱出一曲高低有致、曲折有法的“复调”，为观者提供置身中国园林“移步换景”的多重视角。“我认为贝聿铭最出色的作品皆以纯粹的几何形状与体量作为基本模块，比如卢浮宫、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香港中银大厦，以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它们巨大的尺寸与体积是更小模块的精确集合，这种方法使贝聿铭的大型项目带有一种崇高性——建筑的巨大体量与纪念性，在人们对其理解与感知过程中被化约为更小的尺度，甚至具有人的尺度。”

的确，“人的尺度”是贝聿铭毕生设计的追求，他在许多建筑杰作中打开“天窗”，让人得以在净光化境般的开放空间中活动、联结。“我时常被问及我的职业，于我而言，这是为我带来极大满足感的职业，我无法简单阐述个中原因，简单而言，或许是因为我们必须一直与人打交道。”

贝聿铭曾说：“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他的体悟被提炼为展览主旨“人生如建筑”（Life Is Architecture）。“贝先生为何这样说？因为建筑师一定要观察生活，跟生活发生关联，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联合策展人王蕾强调：“我理解life的意思，是社会、公共、人、人性，所以不只是建筑theory（理论）。”

贝聿铭一生高产，但从不著述立论，也不属任何流派。在圆眼镜和谜一般的微笑背后，他总是以一种谦和圆融的态度，游走于东西方之间，平衡着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坚持让作品说话。

“我不喜欢各种标签，对我而言，建筑就是建筑，没有什么现代、后现代、结构主义……只要你愿意，可以用上所有想用的主义或称谓，但我不相信这些，它们终究会成过眼云烟，真正存活下来的、永恒的东西，还是——建筑，各个时代的建筑。”

1939年，留美修读建筑的贝聿铭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写道：“我不觉得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

纵观这位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超越一个世纪的丰盛生命，贝聿铭其人其作，都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融”和“韧”。他的“跨文化底蕴”贯通东西，在坚守自我的同时，总能找到与对方沟通的语言。

他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也是永不妥协的铿锵斗士，如同他设计的那座全球闻名的卢浮宫“金字塔”，尖锐锋利的三角、玻璃片，拼接成一个庞然坚固的四角锥体——既sharp（尖锐、鲜明），又安稳。

当年承接卢浮宫改造计划，贝聿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非议和压力，但他排除万难，交出完美答卷。金字塔大获成功，改建后的卢浮宫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我被总统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奖章。记者采访我，我仍保持一贯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贝聿铭晚年回忆道：“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陈其宽（绘图师），贝聿铭建筑师，《东海大学（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内透视景观，台中》，约1955年，复印本图/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贝聿铭的“眼镜”：远见与视野

贝聿铭早期的建筑学养，汲取自他多个成长地的城市风貌，也受留美期间学术思潮的陶染，多元背景促使他开创出独特的设计语言，将历史脉络和地理特征融入建筑实践。92岁时，他本人回顾总结道：“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而且乐在其中，我喜欢去了解一个全新的地方，也很喜欢研读各地历史，我学会去欣赏各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对我而言，这就是建筑学。”

走进展览现场开篇板块“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段黑白影像文献，它们分别呈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上海、苏州的城市风貌，以此带领观众进入贝聿铭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语境。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其父贝祖诒在中国银行任要职。由于父亲工作调动，贝氏先后举家移居香港和上海。在上海求学期间，贝聿铭暑假还常回老家苏州探望祖父。香港、上海、苏州三城的生活，让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不同文化传统对身份和空间的塑造。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前排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图/贝洽提供

上海，是贝聿铭求学、成长之地，亦是他建筑生涯的起点。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那时的上海比香港先进，人称‘东方巴黎’。1920年代的上海非常国际化，也更开明包容，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那时，上海的楼房已经越盖越高，我也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贝祖诒的事业在上海获得大发展，贝聿铭也在富足的环境下长大，一口流利英文，一副绅士派头。他的同学都记得，那时贝聿铭已有了说服别人的才能，而且很会推销自己，他们都觉得他该去做律师，没想他后来当了建筑师。

20世纪30年代，上海正经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巨变，1934年竣工的国际饭店雄踞亚洲第一高楼长达半个世纪。强烈的印象令贝聿铭尤为难忘：“对我来说，外滩建筑群代表殖民地的过去，上海当时新的高楼都建在中城，从那儿我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国际酒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建筑，非常庄重、豪华，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从那一刻起，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周末，贝聿铭常去国际饭店隔壁的大光明影院，也常去附近的撞球房，他爱玩这种“几何游戏”，且玩得不错。“我后来才意识到，撞球是种几何的向量，同时也是种策略游戏，这中间确实存在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贝聿铭看电影和打撞球时，国际饭店也越建越高，这使他依稀看到未来。18岁刚成年，他就选择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先后修读过三所学府、两个专业。

初到美国时，贝聿铭求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这里曾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成长的摇篮，学校的学院派课程侧重历史形态和宏伟规划。贝聿铭很快意识到，这种刻板的教学训练与他对当代建筑的追求不符。学了两周后，他便决定退学，转至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贝聿铭对绘图缺乏信心，转学麻省原本专攻工程学，但当时建筑系院长威廉·爱默生发现这个年轻人极具设计潜力，他以一句“我可没见过不会画画的中国学生”，成功说服贝聿铭改修建筑设计专业。贝聿铭后来追忆，“爱默生院长是美国思想家拉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后代，他是标准的波士顿绅士，代表了我当时迫切想了解的美国历史和文化，他对我早年在美国的影响很大。”

展览现场“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展区，既有贝聿铭当年写给父母的中、英文家信，同时还展出了他本科早期完成的两份学生作业。从这两张草图可以看出，贝聿铭那时的设计相对传统：中轴对称、空间方正。但这种风格几年后发生转变。“我在图书馆偶然找到勒·柯布西耶三本巨著。也许那并非巧合，因为我对当时的建筑教育不太满意，正在寻找灵感。柯布西耶的三本书是我的‘圣经’，通过它们，我看到建筑的新思想。”

1935年11月，大名鼎鼎的法籍瑞士裔建筑师柯布西耶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演讲以现代主义建筑为题，从经济、工业和抽象艺术的角度诠释建筑。贝聿铭被他的理念深深吸引，“柯布西耶身穿黑衣，戴着粗框圆眼镜，与他在一起的那两天，是我建筑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天。”

柯布西耶标志性的圆框眼镜，后来也成为贝聿铭的一生标配。“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每个空间都陈列着与回忆相关的展品，整个展览以贝聿铭当年佩戴的玳瑁圆眼镜作为首件展品，既是向大师致敬，也借他的慧眼，向观者开启一段传奇人生。“建筑师这个职业让我的眼睛学会去看，我不断去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和学习不同的历史文化，不断在这个高风险、高成本、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寻找到与特定时间、地点、问题最相适宜的设计创意。”

动荡的战争年代，坚如磐石的婚姻

贝聿铭成年之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和建筑理念。

当年柯布西耶描绘工业化背景下的建筑愿景，贝聿铭将其思想精髓融入1940年的本科毕业设计“中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标准化宣传站”。彼时，抗日战争已持续多年，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日军侵占的城市出现逃难潮，偏远地区人口膨胀，聚集着大量缺乏基础设施的临时村落。细看展览现场贝聿铭当年的设计图纸，好几页都写有“民强国强”的字样。由此可见，当时的贝聿铭已萌生“实业救国”的使命感，将他的理想付诸设计。

展览现场，贝聿铭的本科毕业论文（英文全文影印版）可供翻阅。他在论文开篇写下设计缘起：“今日中国超过80％的人口依然是文盲，过去20年里，具有社会意识的教育工作者已写下大量论述，即使政府积极推进，改善却极其缓慢……”为此，贝聿铭提出设计一种可移动的“展亭”，为战时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学习聚集的场所，通过戏剧、电影和展览，向庞大的文盲人口传播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的资讯。贝聿铭在设计阐释中引用了苏东坡的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翻译成英文）。建造这些临时庇护所，他决定采用易于获取、便于捆扎的竹材，将其与低成本预制构件组装成灵活的建筑单元，每个单元横向纵向都可拼接调节，形成不同大小、适应不同功能的剧院、展厅、户外论坛和储物空间。

展览现场还复刻搭建出贝聿铭当时设计的“宣传站”模型：由一座拱形微缩“剧院”和一座旗杆般高耸的无线电发射塔组成。据贝聿铭回忆，当年提交毕业设计，教授无法接受这个标题。“因为那时‘宣传’（propaganda）并不是一个好词。教授告诉我能接受我的设计，但不能接受这个标题，但我觉得这个标题恰如其分，不管他的反对，还是用了，我想不出比‘宣传’更有力的词了。如今回想，他是对的，‘资讯’一词，更为贴切。”

本科毕业后，贝聿铭完成“人生大事”——与卢淑华女士共结连理。他曾说过：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他的建筑，而是他的爱情。“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有一段贝氏夫妇共同接受采访的视频。面对镜头，贝聿铭腼腆地笑着，直言身旁的妻子是他的贴心顾问和最佳助手。

1938年夏，贝聿铭在纽约休暑假，有天去中央车站接人，偶遇正前往卫斯理学院的名门淑媛卢淑华。初次见面，贝聿铭便对她一见倾心，“献殷勤”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卢淑华婉拒。谁知“天公作美”，卢淑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被耽误，贝聿铭喜获良机，再次邀约，由此开启一段姻缘。

“因着父亲巨大闪亮的光环，我的母亲有时会被人遗忘。”贝礼中对《南方人物周刊》说，母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在父亲的职业生涯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卢淑华出身显赫，曾祖父卢赓扬早期赴美淘金，后成香港富商和慈善家，父亲卢宝贤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工程师，后任加拿大中加公民协会副会长。卢淑华气质高雅，且十分独立。1940年，贝聿铭大学毕业，想早日迎娶卢淑华，但她坚持自己毕业前不谈婚嫁。直至1942年6月20日，卢淑华自卫斯理毕业5天后，两人才在纽约举行结婚典礼。展览现场呈现的婚礼照中，贝聿铭正对镜头、欣喜微笑，身披婚纱的卢淑华则半吐舌头假扮鬼脸，端庄中透着一丝俏皮。

婚后，卢淑华又进入哈佛大学修读景观设计学硕士课程，师从建筑师马塞尔·布劳耶。贝聿铭曾与卢淑华的多位导师交流，这也促使他1942年选择哈佛继续深造。“布劳耶使我对光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光在建筑中的重要性。”

在“贝聿铭的哈佛时光”展区，现场并置呈现了贝氏夫妇在哈佛求学期间绘制的作品草图：上有两张贝聿铭设计的“普通家庭战后避难所”平面图、透视图，下有三张卢淑华设计的“战后住宅”（含社区中心、学校和商店）场地规划图、平面图和立面图。可见，这对年轻夫妇的设计，一直心系饱受战争创伤的劳苦民众。

1942年年底，二战兵连祸结，贝聿铭想在战时尽一份力，休学加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国防部科研委员会”。他的工作是根据情报照片找出炸毁敌方建筑的最佳方式，因为建筑师“知道怎么建造，就知道怎么摧毁”。贝聿铭第一个专案研究轰炸德国桥梁，“我想出办法前，与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又被要求对付日本木结构建筑，由于针对德国的高强度炸药不奏效，任务变成了设计燃烧弹。贝聿铭后来不愿再提这段经历，说那是“人生中十分悲伤的章节”。

1945年年初，贝聿铭夫妇回到剑桥小镇，租了套带花园的迷你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做了个木质唱片架，打算将来带回中国。也是在这一年，他们的长子贝定中出生。卢淑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此回归家庭。除了操持家务、教养儿女，卢淑华还将自己的才华化为丈夫事业的助力，她为贝聿铭筑起的家庭后盾，如他设计的大厦那样坚如磐石。

1963年10月，约翰·肯尼迪在母校哈佛留了块地，计划建一座图书馆。但谁也没料到，一个月后，这位年轻的总统突然遇刺。为了纪念亡夫，杰奎琳·肯尼迪召集18位重量级大师为她推荐建筑师，贝聿铭成为6位候选人之一。

与明星建筑师密斯·凡·德罗、路易斯·康等竞标者相比，彼时贝聿铭刚成立自己的事务所没多久，连办公室都是租来的。凭借对杰奎琳的细腻观察，卢淑华建议丈夫配合气氛把房间刷成白色，还为杰奎琳特意准备了她最爱的鲜花。前来造访的杰奎琳先为优雅环境和温馨细节打动，更被贝聿铭的天才设计和人格魅力征服。最终，贝聿铭以黑马之姿脱颖胜出，他的名字一夜间家喻户晓，甚至进入了填字游戏和竞赛节目。

然而，试炼接踵而来。1966年设计方案获批后，越战形势紧迫、学生运动渐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杰奎琳再婚，项目搁置。贝聿铭被迫在没有客户委托的状态下孤独工作，唯有妻子卢淑华的陪伴给了他全力支持。

1973年，总统图书馆方案首次公开，半截金字塔形的设计遭到批评，导致建筑体量缩减、选址迁移、预算超支……卢淑华回忆贝聿铭当时的状态：“从他每晚拖着脚步回家开门的样子，我就能知道他有多累……那么多人反对他的建筑，让他非常难受。”

卢淑华不仅在家关怀贝聿铭，还四处奔走考察筑地，找到了最终敲定的地势开阔的填埋场——周遭没有建筑，唯见碧水蓝天。在这片虚空之地，贝聿铭建起倚海矗立的肯尼迪图书馆，圆台、矩形和三角构成的几何造型，以现代而永恒的方式纪念那位年轻的总统，反映了肯尼迪家族的意志。

肯尼迪图书馆经历了15年的漫长选址和施工。这不是一座歌功颂德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向公众的文化中心，它成了美国媒体眼中“为纪念肯尼迪而生的奇迹”。面对荣耀冠冕，贝聿铭却一再强调：“请把掌声献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座图书馆根本立不起来。”

▲贝聿铭站于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图/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不可能（实现）的梦”，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1942年12月，贝聿铭进入哈佛攻读硕士，师从德国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建筑外形方正，常由玻璃、钢铁、混凝土等材料构成，风格素朴简约，格罗皮乌斯融合工艺和工业的设计理念，让贝聿铭深受启迪。

“当时欧洲在建筑领域比美国先进，格罗皮乌斯带到哈佛的包豪斯思想吸引了各地优秀学生，哈佛设计院的磁性使得那里成为一个极有活力的地方。”

贝聿铭认同导师对现代性的追求，但也敏锐意识到其在应对多元文化、地域气候和历史文脉方面的局限性。从展览现场一页字迹模糊、纸张泛黄的英文信件，可依稀探寻贝聿铭当时的心迹。1946年，他给同学写了封信，题为“不可能（实现）的梦”（THE IMPOSSIBLE DREAM）。“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寻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达……难就难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们熟知的中国建筑装饰元素与符号体系，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

在随后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贝聿铭设计了一座“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艺术与公共建筑”板块，这个未建成的项目成为“博物馆设计”展区的第一个展项。精致的模型配有明暗双版本，清晰地呈现了贝聿铭的设计思路和细节：他没有采用飞檐翘角式的大屋顶，而是打造了一个混凝土平板方盒子，颇具创意地在盒中掏出几个“洞”——让博物馆展厅围绕这些景色优美的“下沉式庭院”布局，由此形成对中国园林空间的转译。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图/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博物馆入口处，贝聿铭还设计了一间连接展厅与庭院的茶室，他在剖面图下方注释：“中国的茶室常位于集市或市政中心，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社交场所，或文人雅集之地。茶室可为博物馆增添人气和活力，而非冰冷的空间。”

贝聿铭撰写这篇硕士论文时，距他晚年设计苏州博物馆尚有60年，但他对建筑的人文思考已然开始，同时呈现了他建筑公共博物馆的初衷——创造出集艺术展示、自然体验和社会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活动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待人们能从这个角度认识我的作品。”

贝聿铭的毕业论文对导师的理念颇有批判，但赢得了格罗皮乌斯的高度赞赏，他认为贝聿铭设计的独立庭院和素净白墙，既凸显“中国建筑特色”，亦“无损前卫设计理念”，“好的建筑师不对创新妥协，同时存留永恒的传统。”

格罗皮乌斯十分欣赏贝聿铭，将他留在哈佛任教，师徒二人之后又合作了“上海华东大学”项目。结合展览现场呈现的设计图纸和建筑模型来看，规划整个校园时，贝聿铭在核心区域留出一片水域，采用支柱架空结构，凌水搭出若干瓦顶建筑，以连廊将这些庭院衔接起来，形成建筑群与湖水的错落布局。贝聿铭畅想，整件作品既是建筑，又是景观。后来，这一构想在“台中东海大学”的建造中得以落实，整座校园悬停于沼泽般的软湿环境之上，呈现出中国园林式的连续空间叙事。

贝聿铭对传统的动态诠释，始终与当下保持创造性的张力——既非怀旧式模仿，亦非断裂式革新，而是在对话中寻求超越，以设计重新诠释历史。“创造出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一直存在于贝聿铭身上和他的作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山露水，从台中东海大学到北京香山饭店，从香港中银大厦至苏州博物馆，回望建筑生涯的这些累累硕果，毫无疑问，他早已实现并超越了学生时代那个“不可能的梦”。

地产和城市再开发，“我们将改变这一切”

“过去的建筑师，只要把建筑物造起来；当今建筑师所面临的挑战是城市本身，那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1948年，31岁的贝聿铭做了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哈佛象牙塔，移居纽约大都会。他接受了开发商威廉·泽肯多夫抛出的橄榄枝，加入战后美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公司韦伯奈普。展览现场“地产和城市再开发”板块，集中呈现了贝聿铭参与设计的城市再开发方案，尤其是在美国的项目。展区“城市及社区活化”还细分出“市郊的购物中心”“低收入住房”“混合用途建筑群”“都市改造”等多个小板块。

“许多人对贝聿铭的了解比较表面化，我们特别想强调他一些鲜为人知但重要的作品。”王蕾指出，贝聿铭因设计的多个文化地标享誉世界，但早年在地产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贡献却久被忽视。“我们从发展商和城市重建的角度来审视贝先生的事业。这种模式很特别：不仅仅是买卖土地，更涉及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贝先生在这方面的经验，深刻影响了他对建筑设计的理解与实践。”

二战后，大量人口涌向郊区，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逐渐衰败，政府宣布将城市更新作为首要任务。展览现场一段1965年的数字影像《泽肯多夫：一段公司史》，反映了当时纽约城的样貌，并且录制了泽肯多夫发表的演讲，“我发现一项不朽的价值投资，它永远向上，绝对可以对冲各种通货膨胀……只有伟大的美，才是唯一令人惊叹的投资。”他向洛克菲勒自诩当代“美第奇”，放言要雇佣这个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他将不同领域的设计人才收入麾下，欲招一名建筑师统帅。

“得知泽肯多夫约我会面，我跳了起来，这是了解房地产业务的极好机会。”1948年春，贝聿铭与夫人来到泽肯多夫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发现这位地产大佬坐在杂乱的办公室里，窗帘上满是水渍，“我有点担心来错地方了。”

贝聿铭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谈吐文雅、为人谦和，身上的一切印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美德的完美想象。据泽肯多夫回忆：“贝那时没建过任何东西，但当他和他迷人的夫人造访时，我从他画的草图判定，此人才华非凡！我还发现，他精明过人、想象力丰沛，讲究生活品味，又是懂行的美食家。我对他相见恨晚，极为喜欢。”

贝聿铭进入韦伯奈普接的首个项目，是翻新公司总部大楼，他的方案实现了泽肯多夫对艺术和商业的双重诉求，同时展现了惊人的前瞻性——直至1960年代，其他企业才意识到办公空间作为企业形象载体的重要价值。展览现场的多张照片展示了贝聿铭为泽肯多夫设计的新办公室：房间由弧形柚木墙环绕，办公桌配备内置电话和控制台，金钟柏木制成的圆柱酒柜是招待宾客的一大亮点。展墙上还有1955年5月《纽约星期日新闻》的报道样张，标题尤为鲜活——《大亨总部：地产巨头泽肯多夫妄图在天马行空的办公室之梦中运筹帷幄》。

“要不是当初在泽肯多夫那儿遇到过各种难题，我是无法在巴黎（大卢浮宫计划）幸存的。”贝聿铭坦言，当年跟随这位“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与自己相反的人身上你学到最多，我们因此成为挚友。我通过泽肯多夫结识政界，这对我帮助很大。来纽约前，我从没想过会结识市长，那以后10年间，我见到无数州长和市长，搭乘泽肯多夫的私人飞机，我们几乎跑遍了美国大城市，我帮他指出需要发展的地区。那些年，我学会将城市看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1957年，贝聿铭接下纽约“基普斯湾广场”的设计，此前在贫民窟调研，他发现到处都是贴着廉价立面的砖砌房屋，宣称“我们将改变这一切”。

传统开发商把地铺满，但贝聿铭提出，在场址南北边界造两栋21层高楼，中间留出个占地12000平米的公园，既能为居民提供公共空间，又能保证采光和通风。他以节省成本的清水混凝土板，框出巨大的落地窗，让“筒子楼”的用户也能将曼哈顿景色尽收眼底。“那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我还得了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同一时期，贝聿铭在费城又做了“协会山”项目，“过去那里是贫民窟，街上有很多妓女，如今成了费城最高级的街区之一。”1980年代，“基普斯湾广场”两栋大楼被改为私人公寓，也成了纽约身价百倍的地段。

一切正在叫好时，“叛逆”的贝聿铭又作出选择，离开房地产公司独立门户，“因为那里还不够自由……我很坚决，渴望在美术馆之类的文化建筑方面出点力，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

1955年，贝聿铭在纽约开办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正如展区“迈向国际”所示，“贝聿铭建筑事务所”的业务版图迅速走出美国，向全球扩张。1983年，贝聿铭荣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评委给出褒奖：“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的室内空间和外部造型。”

▲中银大厦（1982–1989）外墙一景，香港，2021年图/何兆南。M+委约拍摄，2021年 ©何兆南

触摸“尖锐”，“金字塔之战”

“我想做出这种非常尖锐的角度，我认为，干练的线条体现整个设计精神，任何形式的钝化，都会减损气势。”

1960年代，美国国家美术馆亟需扩建，规划新馆（即东馆）的用地，呈现出不规则的梯形，面对这块棘手的边角料，贝聿铭划出一条巧妙的对角线，分出两个三角形。他要求工人们用切割钻石般的精准切割石材，做出一个小于20度的锐角，工人们起先拒绝了，他们建议做个平整切面，以防石块碎裂，但贝聿铭决意冒险，坚持要做出一个刀锋般的尖角。“我每次去看到这个尖角，都担心它会裂，但事实证明，人们喜欢这种设计，显然，他们常用手去摸它。”

东馆内部，贝聿铭将展厅分布在围绕中庭的三座塔楼中，新建展厅小而美，有效缓解了参观过程中的疲劳感。“我知道，只要多提供一个欣赏角度，增加一个消失点（焦点），就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兴奋的空间。”

因为东馆项目没有催命工期，贝聿铭得以不断修改方案，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庭的天窗，最先设计的是格子屋顶。据他后来的合伙人伊森·莱奥纳多回忆：“有天早上，贝聿铭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你能猜到，他昨晚肯定又想到了什么新点子，他总在床边放个画板。我听到项目经理一声尖叫。我们已经为这个格子屋顶奋斗了9个月，画完了海量图纸，对混凝土屋顶的询价、报价也得到了各方认同，但现在，贝聿铭把它变成了天窗。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也不可能要求额外补偿。但因为贝聿铭看到了光，再也无法回到黑暗的混凝土天花板里去了。当然，天窗最终成就了这栋建筑。”

东馆的闪亮登场，让向来保守的华盛顿拿出了最前卫、大胆的作品。美术馆开馆头两个月，就有超过100万人前来参观，一下成为热门地标。贝聿铭用这座“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为自己赢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更意想不到的是，它吸引了来访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目光。

因为遐迩闻名的贝氏“金字塔”，展览现场“权力、政治与赞助者”板块的“大卢浮宫计划”展区成了热门聚集地，其中关于“金字塔之争”的几段影像，也为观者勾勒出贝聿铭接受这项“前所未见的委任项目”的更多细节。

1981年，密特朗宣布改造卢浮宫，他任命的项目负责人埃米尔·比亚西尼则建议直接委约贝聿铭负责。“我曾参观过欧洲许多博物馆，问过每位馆长：如果你想建一座伟大的博物馆，你会找谁当建筑师？我做了个小小的私人统计，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选了贝聿铭。”展览现场播放着影像《大卢浮宫计划1983-1993》，镜头中的比亚西尼坚信自己的判断，“贝聿铭是建筑师，也是美籍华人。中国人尊重历史、深谙历史，会从古代和传承的角度思考和生活，而美国人擅长以全新方法解决技术问题，手段高效。显然，贝聿铭是不二人选。”

当时，年过花甲的贝聿铭正值事业巅峰，他和妻子也常去巴黎度假，好友赵无极将他引荐给比亚西尼，贝聿铭就在下榻酒店的大堂迎接他，第一次碰面就被委以“重”任。“当时我不知所措，觉得难以置信，竟然有人给我机会，让我改造卢浮宫？而卢浮宫大概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了。”

最终接手项目前，贝聿铭进行了4个月的现场勘查，他发现卢浮宫规模庞大，却缺少储存空间；混乱的参观路线，导致人们为一睹“蒙娜丽莎”芳容，常费劲地跑很多冤枉路……对此，贝聿铭认定，要将卢浮宫整个U形建筑群整合为统一空间。他提出方案，不仅要将法国财政部搬离卢浮宫北面的黎塞留馆，还要开挖停车场辟出两层地下空间（将储藏室和通道建于地底），并在拿破仑庭院中央造一座玻璃金字塔。

贝聿铭惊世骇俗的方案一出，顿时引发轩然大波。法国媒体说他设计的“蹩脚钻石”会破坏卢浮宫的典雅，将其比作古埃及墓室，甚至戏称为“亡灵之家”。反对声喧嚣四起，贝聿铭遭遇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不满，翻译都吓倒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

为平息舆论，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要求贝聿铭制作1:1的金字塔模型，通过悬吊碳纤维缆索模拟轮廓，证明玻璃金字塔不会影响景观视野。据统计，超过6万名巴黎市民参观了这座模型，舆论最终倒向了支持贝聿铭。

贝聿铭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打赢了巴黎心脏爆发的这场“战争”。“人要坚持，不该放弃自己的原则，当然，说服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非常礼貌，也可以毫不客气，但我的坚持不会打折扣，一点都不会。”

“大卢浮宫计划”是前所未有的委任项目，整个扩建工程长达10年之久。其间，贝聿铭和他的团队克服了重重难题。当时市面上贩售的玻璃普遍泛绿，贝聿铭坚持“技术极限下的绝对透明”，促使法方研发出全新的玻璃生产工艺（消除导致玻璃显绿的氧化铁），定制生产了近乎全透明的118片三角形和675片菱形玻璃面板；贝聿铭还带领团队开发了革命性的结构系统——金字塔运用交错缆索和支撑杆，通过张力与压力平衡的钢构件网格，支撑超高透光的玻璃幕墙。当时建筑界尚未有这项技术，但帆船索具系统已有类似设计，因此贝聿铭又与帆船制造商合作，为金字塔框架提供了特制节点。

1993年，随着黎塞留馆修缮完成，卢浮宫建筑群实现了完整统合。听闻古雅的卢浮宫中庭盖上了一个玻璃金字塔，远在日本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即刻飞往巴黎，眼前景象令他激动不已。“满载厚重华饰的卢浮宫，透过这个20世纪最极致的大玻璃体，照出它的明丽影像，两者交相晖映，代表旧巴黎与新巴黎的两栋建筑面对面伫立，但我所见，绝非‘对立’画面，更是涌出‘这才是建筑啊！’的赞叹和感动。我确信，那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为迎向21世纪所创造的新景观。”

▲一名新娘在卢浮宫计划（1983–1993）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2021年图/乔瓦娜·席尔瓦。M+委约拍摄，2021年 ©Giovanna Silva

竹与石，空间与时间

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以设计重释历史”板块由两片主题展区组成：既有“大卢浮宫计划”这样的“跨文化的设计”，更有“中银大厦”“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等“为新中国提出新设计”的经典项目呈现。

1980年代，贝聿铭频繁穿梭于欧亚之间，在巴黎改造卢浮宫的同时，他还在香港设计建筑了自比修竹“节节高”的中国银行大厦。

为向曾在中国银行任职的父亲致敬，贝聿铭接下香港中银大厦的项目。遗憾的是，贝祖怡没多久便辞世了，建筑的模型照片都没看到，令贝聿铭深感痛心。

中银大厦所处地皮被高楼、太平山和维多利亚港前后包围，建筑必须足够高，才能在香港天际线脱颖而出。贝聿铭以优雅的尖锥造型，实现了结构强度与外观拔群的完美统一。

“在香港设计高楼，建筑师需要考虑比纽约强两倍、比洛杉矶强三倍的风力。”为抵御地震和台风，贝聿铭采用交错的斜向支撑结构，将位于建筑物中央及四角的五根主立柱连为一体，通过对角型结构把负重分散到四周，由此取得工程学上的大突破。“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尖角，但我喜欢这些切面，它们使高耸的建筑看上去不死板。当你开车经过时，你会感觉到它在不断变化。”

贝聿铭最初公布方案时，香港当地迷信风水的民众将这些方框中的“叉”视作不吉。为此，他隐去厚重的横向桁架，将立面诠释为菱形，并在提案中特别加入一版带红框的研究模型。在大厦基座，他匠心独具地设计了梯台式中式园林，沿陡坡错落石阶构成的流水景观，巧妙化解了大厦尖角对风水冲煞的担忧。

“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心中无限感慨。不管到哪里，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1978年，中国官方邀请贝聿铭在北京市中心设计一座摩登的高层酒店，贝聿铭认为，应严格控制长安街周边天际线，以保全故宫上空视觉景观不受遮挡，他提议在西北郊香山造一座低层酒店。贝聿铭的选择，促使政府制定故宫周边建筑严格的限高法规，坊间又称之为“贝氏限高令”。在贝聿铭看来，这是他对北京城市规划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我想应该先向后看，再向前走，不要求快，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前进……”

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是一座四层高的园林式建筑。不同于西方酒店大堂，香山饭店的中庭采用全天窗设计，空间明亮开放，宾客步入中庭，可沿大堂轴线眺望室外主花园。从饭店走廊和客房，均可观赏到小花园中的古树名木。贝聿铭还邀请好友赵无极创作了一系列虚实相生的黑白画作，它们与酒店素雅的粉墙黛瓦相得益彰，这些作品也是赵无极后来大型水墨的雏形。

“我设计香山饭店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做些当时中国需要的东西，显然，那时需要酒店，现在仍需要，但真正的原因是，它赋予我一个机会，去寻找我当时感受到、现在感受更强烈的事：那就是中国必须找到一种建筑语言，以用于未来的建设……中国正紧锣密鼓大力建设城市，当然可以采用和模仿西方风格来建造，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让本土建筑应用到更广大的层面。”

耄耋之年，贝聿铭回到家乡苏州，试以全新材料，在古典名园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很多人质疑，新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古建筑的和谐。“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且是一个建筑师年近90岁时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贝聿铭把苏州博物馆新馆比作“自己的小女儿”，他审慎地提炼造型语言和材质肌理，最终呈现的苏博，是一组素白泥墙和深灰花岗岩屋顶构成的建筑群落，既呼应苏州旧城区的风雅文脉，又不乏超凡脱俗的新气象。

效仿宋代米家山水，在馆外北墙（拙政园的后墙），贝聿铭还创作了一幅片石假山山水景观，“以壁为纸，以石为绘”，他采取火烧和打磨手段，改变切片石材表面的色泽，从而形成水墨透视的效果。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在狮子林一堆石头里出出进进，玩hide and seek（捉迷藏）。”贝氏家族与苏州有着六百多年的渊源。1917年，贝聿铭的叔祖贝润生购得狮子林，儿时的贝聿铭常在这座假山名园中玩耍。他还记得，这些堆叠的假山石取自烟波浩渺的太湖，石匠们根据原石的可塑性初步造型，再在湖畔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刷，20年后再由他的子孙收回。石头经风雨侵蚀，纹理纵横，形态奇巧。

“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才有这么有趣的事，这让我意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艺术创作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论建筑还是艺术作品，我认为，它真正的价值，最终都只能交由时间去评判。时间对我的创作至关重要。”

▲贝聿铭在狮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桥上，约1930年代图/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提供

始于圣堂，终于圣堂

一条贯穿展厅的对角线，让走廊中的时空流转起来：一端是贝聿铭1978年完成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另一端是2008年落成的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巨幅影像。从锋芒毕露的锐角，到几何堆叠的八角方形，90岁的贝聿铭，还在步履不停地迎接他的“新生儿”。

“我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开心，所以我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

2000年，年近90岁的贝聿铭开始设计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他称这是自己做过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我必须掌握伊斯兰建筑的精髓。这个任务特别难，因为伊斯兰文化非常多元，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远及中国和其他地区。”

贝聿铭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为博物馆找寻一个设计的立足点，他走访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伊斯兰古建筑，最终被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吸引。这个建于公元9世纪的清真寺，圆顶净礼喷泉由八角形渐变为正方形，最终过渡到圆形，“严谨的几何级数，几乎完全是立体主义的表达。”这个发现令贝聿铭欣喜不已，“这种构图严谨的建筑在阳光下获得生命，光影变化使它动了起来……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可以称为伊斯兰教建筑的本质的东西。”

贝聿铭的设计从简洁外观过渡至华丽内饰，从穹顶下方往上看，中庭四根壁柱和格状天花板延伸至圆窗，低垂的环形大吊灯，赋予整个空间亲密的尺度感。这是一种没有国界的语言。馆中藏品确乎默默做了注解，一只9世纪的来自伊拉克的精美的碗上，刻着半行铭文：“已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按计划，“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览于2025年8月10日闭幕后，下一站将移步伊斯兰地区：前往多哈的卡塔尔博物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

步入此次上海站展览现场“材料与结构创新”板块的方形区域，两座轻盈的建筑模型遥相呼应——洁白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与银亮的“美秀美学院中等教育学校礼拜堂”，前者所属展区侧重“混凝土的潜力”，后者模型则属“玻璃与钢材”展区，隐隐交错的时空展陈线，两座风格迥异的圣堂，仿佛蕴藏着贝聿铭建筑人生的“始”与“终”。

1953年，贝聿铭受邀前往台中，参与台湾东海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实地考察，设计时他有意将路思义教堂打造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路思义教堂是美国著名的《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路思义（又译：亨利·卢斯）为宣扬福音并纪念其父路思义牧师捐资兴建。这是贝聿铭首次设计教堂，也是他在西方学成后首次在亚洲设计建成的单体建筑。直至退休前，他一直都将路思义教堂的照片挂在办公室入口。

路思义教堂整体由四片内弯的独立曲面面板构成，仿若木船船体的抽象演绎。面板于顶部屋脊分开，形成一线形天窗，外墙的菱形琉璃瓦与室内的密肋梁交相呼应，天光从壳体交叉的缝隙投入，空间内流淌着神圣气息。路思义教堂的建造融合了现代混凝土工艺与传统木竹建构技艺。1999年，这座中西合璧的教堂经历了“9·21”大地震，建筑体安然无恙，外墙琉璃瓦一块也没掉。

路思义教堂模型的另一侧，廊道展墙上正播放着1970年珍贵的影像资料《贝聿铭选文》（I.M. Pei Essays）。贝聿铭在这段关于都市的影像论文中阐述他的认知：“大部分建筑物不需要太有个性，但教堂、博物馆这类公共建筑在社会中很重要，我认为，建筑师应该赋予它们该有的表现力，这绝对是一种对艺术的感知……有些成功的建筑师，没有任何艺术天赋，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就不会成为伟大的建筑师。”

1988年，路思义教堂建成25年后，贝聿铭在日本设计了一座钟塔“天使的喜悦”，建筑外形灵感来自他在京都买的拨片，“碰巧拨片和钟塔都有音乐功能”，钟塔外墙，贝聿铭特意选用了来自以色列伯特利的白色佛蒙特花岗岩。

“天使的喜悦”完成后，贝聿铭又受邀设计了美秀美术馆，他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将中日两国的文化与美学联系起来。“《桃花源记》的故事，为我设计山洞和吊桥带来灵感”，贝聿铭为美术馆设计了特别入口，访客需步行至尽头，方能豁然“发现世外桃源”——看清掩于四周景致的建筑全貌。美术馆大部分空间隐于地下，玻璃“天窗”巧妙地将自然光引入，山峦叠嶂般的屋顶轮廓，形似日本江户时代的农舍。“‘天窗’投下变幻的阴影，看起来就像是一片竹林。”

2007年秋，贝聿铭参加了美秀美术馆10周年庆典，同时考察了附近的美秀美学院，答应为学校设计一座礼拜堂。他从东方折扇中寻找灵感，因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扇子都代表优雅。为了设计出最佳造型，年逾90的贝聿铭一度在入睡前将纸和剪刀带上床，苦思冥想，“玩”得一床碎纸，最后，他交出了唯美的造型：扇面围合起来，形成一个圆锥体，远观，又像一滴轻盈的泪。

2012年春，贝聿铭在京都为他最后的这件作品“美秀圣堂”揭幕，这位95岁的老人动情地表示——他一生的设计，始于圣堂，终于圣堂，画下了建筑生涯一个完整的圆。

(参考资料：书籍《贝聿铭全集》《贝聿铭谈贝聿铭》《与贝聿铭同行》《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贝聿铭传：现代主义大师》《东西之间：贝聿铭建筑思想研究》等；纪录片《First Person Singular：I.M. Pei（第一人称单数）》《Learning From Light：The Vision of I.M. Pei（贝聿铭的光影传奇）》《I.M. Pei：Building China Modern（贝聿铭：筑起中国现代建筑）》《I.M. Pei：American Master（贝聿铭：美国大师）》《可凡倾听：专访贝聿铭》《华裔建筑师第一人：贝聿铭》《百年中行与贝氏家族》等。)

▲贝聿铭三子贝礼中观看“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图/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父亲不只是建筑师，还有点像外交官”

——对话贝聿铭之子贝礼中

南方人物周刊：此次“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中，关于巴黎“大卢浮宫计划”有个板块专门介绍当时的“金字塔之战”，你父亲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我觉得1984年年初时，人们针对我和这个项目的批评，是令我难以独自承受的。”当他经受这些争议和责难时，你们全家人是如何支持他的？

贝礼中：说实话，我们其实没做多少，我认为这是一个他不得不独自承受的重担。作为家人，我们无能为力，当时也不可能去到巴黎现场支持他，所以他必须自己去说服别人。如果有人知道如何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的父亲，这是他最大的本事之一。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还有点像一名外交官，他有极强的沟通技巧，特别是当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坚信不疑时，他拥有无比强大的说服力。他知道必要时如何妥协，但更知道何时选择坚持，他拥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他之所以信念坚定，是因为他积累了无数宝贵经验。过往经手每个方案他都花费巨大的精力研究透彻，所以，他完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在他心中，他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他愿意为之而战。

特别是那次“金字塔之战”，从法国总统密特朗到当时的巴黎市长希拉克，他都说服了他们。当中也有几位名人为他辩护，但这个过程依然艰辛。他曾回忆，他那时经常沿着卢浮宫行走，会遇到有人向他吐口水、辱骂他，经历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他来说极其痛苦。但当他得到总统和民众的支持时，很明显，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他承受了一切，得以坚持到底。

南方人物周刊：若干年前，你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提到，你的母亲“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可否请你分享下，每次经历挫折时，你的母亲是如何支持你父亲的？

贝礼中：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每次记者问到我母亲，我都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总觉得，因着父亲巨大闪亮的光环，我的母亲有时会被人遗忘。事实上，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我个人也算是一个观察者吧，在我父亲的职业生涯发展中，我母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他事业上的成功功不可没。

首先，她非常聪明，本人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有着扎实研究背景的学者。她在卫斯理学院求学时非常刻苦，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婚后，我母亲并没有立即结束求学生涯，而是报读了哈佛景观设计的研究生，她在专业方面与我父亲有非常多的契合处。可以说，她助力了我父亲对人与自然共存的设计语言的打造和推进。

我父亲钦佩我母亲的判断力。而且他十分幸运，她深信他所做的一切，在他需要时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因为她对孩子们的照顾，我父亲不用担心家里的事。你在讲述我父亲的成就时能介绍我的母亲让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真觉得她对父亲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我父亲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母亲和他一起分享了对于艺术的热爱，他们俩常常一起去博物馆，而她是真正的艺术行家，她几乎认得所有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她本人也与许多艺术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的母亲非常棒！她将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周末总会安排我们所有人一起享用家庭晚餐，每周至少一次，不是在家就是外出，全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她是我们家出色的超级大厨，我父亲过去常和她一起去欧洲旅行，他们会去最好的餐馆。母亲能在餐馆品尝并发现最棒的菜肴，回到纽约还可以在这基础上改进。她最擅长法餐，是真正的法餐能手。她热爱烹饪，对她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负担。

南方人物周刊：浏览这六大板块，哪个板块是你个人最喜欢的？为什么？

贝礼中：我想应该是第三板块“艺术与公共建筑”，它展示了我父亲如何结合艺术与建筑，将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空间。这些作品真正为空间注入活力，人们喜欢进入这个空间，愿意花时间在此驻留。

（比如）他在印第安纳州做的克里奥·罗杰斯县立纪念图书馆。他委托亨利·摩尔做了个小雕塑，我们现在称之为“拱门”。我父亲设计时努力调整这件雕塑作品的尺寸，他想让它大到孩子们能在“拱门”下快乐玩耍、情侣们散步时可以手牵手穿过，但他和亨利·摩尔都认为，尺寸也不能太大，不能让汽车在下面开进开出。因此，他的设计要兼顾合适的尺寸、形状以及雕塑摆放位置等问题，整个空间将吸引人们进入并享受置身其间的乐趣。

在我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艺术家们开始走出工作室，在更大的环境中工作。我认识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在户外工作，真正探索如何在更大的环境中工作，并通过他们的创作来影响空间，这扩张了他们创作的疆界。这就是我们与许多雕塑家合作的原因，他们超越画布的二维世界，参与探索如何让建筑进入公共空间，这也是我父亲和我的兴趣所在。